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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經播客

摘要

這份文獻深入探討了**《詩經》的各個面向**，首先闡釋了其名稱由來，指出「經」稱號的確立以及《毛詩》版本得以流傳至今的原因。接著，文章分析了《詩經》詩歌的作者歸屬，說明其中多數作者不詳，但少數篇章則明確提及作者，並依據詩歌來源區分為**「頌」、「雅」、「風」三大類**。文獻也詳細說明了《詩經》各篇的創作時代與編輯過程，涵蓋了獻詩、採詩的機制，以及孔子是否刪詩的歷史爭議。最後，文章著重於《詩經》的文學特色，包括其寫實風格、多樣化的文字形式與成熟的語言藝術，並強調了《毛詩序》對於理解其**「六義」與社會功用的重要性，最終闡明了《詩經》對後世文學「風雅精神」的深遠影響**。

詳細摘要

《詩經》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，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，不僅對當時的政治環境產生影響，更對後代文學發展留下深遠的印記。

一、《詩經》的形成與名稱演變

• 形成時期：《詩經》的形成約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（約公元前1100年左右至公元前500年左右），代表了周代長達五百年的優美文學紀錄。
• 早期名稱：先秦時期，此書僅被稱為「詩」或「詩三百」。
• 「經」的稱號：最早稱《詩》為「經」的是《莊子．天運篇》，其中記載孔子稱其所治之書為「六經」：「孔子謂老聃曰：『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，自以為久矣。』」
• 「詩經」連稱：西漢時，司馬遷在《史記．儒林傳》中首次將「詩」與「經」連稱為「詩經」，並提到漢初流行的「三家詩」：「申公獨以《詩經》為訓以教」。這三家詩分別為魯申培公、齊轅固生、燕韓太傅所傳。
• 《毛詩》的獨傳：《毛詩》比三家詩晚出，但由於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為其作箋，廣採博取今文與古文四家詩之學，使其箋注易於明瞭，因此大受歡迎，獨傳至今，成為現存的《詩經》版本。

二、《詩經》的作者與篇章歸屬

• 篇章數量：《詩經》原收詩三百十一篇，但其中《小雅》的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、〈由庚〉、〈崇丘〉、〈由儀〉六篇有篇目而無歌辭，因此實際收錄為三百零五篇。
• 作者考證困難：大部分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，僅少數篇章詩人道出自己的名字，如〈節南山〉的「家父作誦」、〈巷伯〉的「寺人孟子，作為此詩」、〈崧高〉和〈烝民〉的「吉甫作誦」。
• 多源性：三百篇並非一人、一時、一地之作。
• 《頌》：多出自朝臣或樂官之手。
• 《風》：多採集自民間。
• 《雅》：兼具朝臣/樂官和民間的創作。

三、《詩經》的時代劃分

《詩經》各篇的年代可分為《頌》、《雅》、《風》三部分：

• 《頌》：
• 《周頌》：最早，為西周初期的作品，如〈清廟〉、〈維天之命〉、〈維清〉等祭祀文王的詩，作於武王之時。
• 《魯頌》：魯僖公時祭祖作品。
• 《商頌》：實際是宋詩，由商朝遺民在周朝所作，承襲商朝的故禮和儀式。
• 《雅》：
• 《大雅》：大部分為西周中葉以後的作品，少數為西周初期。
• 《小雅》：西周中葉以後及東周初年的作品。
• 《風》：西周晚年到春秋時的作品，但《豳風》、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有部分作品可能成於西周初年。最晚的作品是詠陳靈公事蹟的《陳風．株林》（《左傳》宣公九年、十年有載）。

四、《詩經》的編輯過程

《詩經》並非一人、一時、一地之作，其編輯成書主要有「獻詩」和「採詩」兩種說法：

• 獻詩說：春秋戰國時期已有獻詩給君主作為聽政參考的說法。《國語‧周語》載：「故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，瞽獻曲，…」此為士大夫層面的詩。
• 採詩說：漢代文獻記載有專門採集民間詩歌的「采詩之官」，以供君主觀民情。《漢書‧藝文志》載：「故之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」此屬民間層面之詩。
• 樂官整理：這些詩歌最終由樂官統一整理而成，作為王者施政和宮廷宴樂之用。太師不僅採集並保存各國詩歌，也自行創作並用於教學，累積篇章後加以整理，形成此詩歌總集。
• 孔子刪詩爭議：
• 司馬遷《史記‧孔子世家》說孔子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……三百五篇」，指出詩原先有三千餘篇，經孔子整理為三百零五篇。
• 然而，對於孔子是否真的「刪詩」仍有爭議。鄭玄《詩譜序》和清代學者如崔述、趙翼等均對此表示懷疑，認為所引之逸詩不多，且孔子說「誦詩三百」可能指詩原本就約有三百篇。
• 儘管刪詩與否未有定論，但孔子確實對《詩經》進行了整理，使其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」，成為可弦歌的樂辭，達到實用目的。

五、《詩經》的內容與「六義」

《毛詩．大序》提出「詩有六義」：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」

• 「四始」：有三種說法。
• 《毛詩》說：指王者施政需留心與國家治亂興衰相關的「《風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頌》」。
• 司馬遷（《魯詩》）說：指特定篇章作為各類詩歌的開端，如〈關雎〉為《風》之始，〈鹿鳴〉為《小雅》始，〈文王〉為《大雅》始，〈清廟〉為《頌》始。
• 「六義」：分為兩組。
• 詩之三種作法（表現手法）：
• 賦（鋪陳直敘）：朱熹《詩集傳》稱：「賦者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。」鍾嶸《詩品序》稱：「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」指直接對事物進行鋪陳描寫，多見於《風》、《頌》，如《鄭風．叔于田》、 《小雅．何人斯》。
• 比（借喻）：鄭玄《周禮注》稱：「比，見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類以言之。」朱熹：「以一物比一物，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。」透過借用相似事物來諷刺或表達，如《鄘風．相鼠》以老鼠比喻腐朽為政者。
• 興（起興）：朱熹《詩集傳》稱：「興者，先言他物，以引起所詠之辭也。」先寫周圍景物，再引出所要表達的事情，具聯想、象徵和烘托氣氛的作用，如《唐風．綢繆》。
• 詩之三種分類（體裁）：
• 風（國風）：共十五國風，一百六十篇，產生於今陝西、山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山東等地。
• 意義：「教化」和「諷刺」。《詩大序》：「風，風也；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」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。」
• 內容：除少數篇什外，多為抒寫男女之情的里巷歌謠，如《鄭風．野有蔓草》、《衛風．氓》，也有描寫農耕狩獵（《豳風．七月》）及戰爭徭役（《王風．君子于役》）等。
• 藝術特色：音韻自然和諧，情感誠摯活躍。
• 雅（大雅、小雅）：
• 數量：《小雅》七十四篇，《大雅》三十一篇。
• 地域：周都鎬京一帶（今陝西鄠縣、長安縣）。
• 意義：「正」。《詩大序》：「雅者，正也。」為全國性代表詩，多為頌讚或勸戒之作，故稱「正聲」，流行於黃河流域周文化較高的「夏」地區。
• 功用：王政上的規勸。《詩大序》：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」
• 《大雅》：多用於祭祀宗廟祖先，如〈生民〉（周始祖后稷）、〈公劉〉、〈綿〉等，被視為中國史詩的代表作。
• 《小雅》：普遍作為君主、公卿大夫之間宴樂之用，如〈南有嘉魚〉、〈湛露〉（「不醉無歸」典故來源）。
• 正變之說：作於盛世為「正詩」，作於亂世為「變詩」。鄭玄《詩譜序》認為文、武、成王之詩為正詩，懿王以後為變詩。
• 頌（周頌、魯頌、商頌）：
• 數量：《周頌》三十一篇，《魯頌》四篇，《商頌》五篇。
• 地域：陝西（周頌）、山東（魯頌）、河南（商頌）。
• 意義：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」（《詩大序》）主要以美言稱讚君主盛德，昭告神明祖先，專用於祭祀（朱熹：《頌者，宗廟之樂歌》）。阮元則認為「頌」即「容」，指歌舞的樣子。
• 內容：有祀神詩（如《周頌‧思文》感謝后稷）和祭祖詩（如〈維清〉祭文王，〈執競〉祭武、成、康三王）。
• 藝術形態：結合歌、舞、樂三者，具宗教教化作用。

六、《詩經》的文學特色

《詩經》在中國文學史上擁有崇高地位，其文學價值體現在：

• 現實性的表達：
• 《詩經》詩歌創作的最大特色是表現了文學的現實性。
• 許多篇章反映了周王朝教化下各國的風俗民情，如《豳風．七月》描寫農民生活，及《衛風．氓》表現男女情感。
• 也包含了對黑暗政治的諷刺與批評，如《王風．兔爰》感嘆周室衰落，及《齊風．南山》譏刺齊襄公淫行，展現了文學思想與現實藝術的高度結合。
• 文字形式的多樣化：
• 儘管以四言為主，但也出現了一字句、二字句至八字句等參差不齊的型式，字句錯綜變化，形式活潑自由。
• 例如：一字句「還，予授子之粲兮」（《鄭風．緇衣》）表達關切；四字句「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」（《王風．采葛》）描寫戀愛情緒的張力；七字句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」（《鄘風．桑中》）具民歌風味。
• 這些多樣的句型為後代四、五、七言詩體奠定了基礎。
• 成熟的語言風味：
• 語助詞的完美應用：自然不矯作，增加詩的形式、音律美感，並強化情感表達，如「之、矣、思、只且」等，真實表現說話者心情。
• 優美的藝術手法：高超的溶情入景技巧，如《豳風‧東山》以綿綿細雨象徵思鄉之情，委婉表達情感。
• 渾然天成的用韻法：用韻自然，富於變化。包括同音疊字（如「采采芣苡」）、疊韻（「山有扶蘇」）、雙聲（「蝃蝀在東」）。押韻方式多樣，有句句押韻、隔句用韻、一二四押三不押等，使語言在整齊中兼具錯落之美。這種用韻技巧對後代詩歌產生巨大影響，劉勰《文心雕龍‧物色》讚揚《詩經》在語言形容上的重要地位。

七、《毛詩序》及其詩學理論

現今通用的《詩經》版本為《毛詩》，其中包含《小序》和《大序》。

• 《小序》：
• 《毛詩》每篇詩前簡潔說明該詩的主題、作者和寫作背景。
• 例如《邶風．式微》的《小序》指出寫作背景為「侯侯寓于衛，其臣勸以歸也」。
• 《大序》：
• 位於《周南．關雎》的《小序》開頭，一段較長的文字概述詩歌的起源、作用、內容、體裁和表現手法。
• 作者爭議：鄭玄認為《大序》為子夏所作，《小序》為子夏、毛公合作。范曄認為是後漢衛宏所作。而《四庫總目提要》則認為前兩句為毛萇以前經師流傳，其餘為毛萇以下弟子附加。
• 中國第一部詩論：《詩大序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詩論體系，是中國第一個詩論，歸納出幾個重要原則：
• 詩歌的起源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」情感發於內心，表達出來即為詩歌。當情感不足以言表時，會嗟嘆、永歌，甚至手舞足蹈，說明古代詩歌是詩、歌、舞結合的藝術形式。
• 六義的解釋：雖未對賦、比、興詳加說明，但對風、雅、頌三者作了詳細闡述：
• 風：「風，風也；教也。」具「隱微的告知」和「殷勤的誨示」雙重意義。上位者以詩開導百姓，百姓也可用詩諷刺上位者。
• 雅：「雅者，正也。」與王政興衰直接相關，反映天下四方風俗民情，供君主施政參考。分《小雅》（宴飲賓客、犒賞群臣）和《大雅》（受天命建周朝、承先王福祿）。
• 變風變雅：指出王道衰微、禮義廢弛時，出現諷刺政情的詩篇，與盛世的「正風正雅」相對。這也反映在音樂中：「治世之音，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」
• 頌：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者也。」既有「稱讚」之意，也包含「歌舞的樣子」，用於告神明祖先，報答庇佑之恩。
• 詩歌的社會作用：「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」強調詩歌能導正政治偏失，感通天地鬼神，具教化作用：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」孔子在《論語．陽貨篇》也提到詩的作用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，與《大序》主張互相印證。
• 詩歌的美刺作用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古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」「風」不僅是教化，百姓也可藉詩婉轉譏刺君主過失，而不受罪。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」（《禮記．經解篇》）強調含蓄的詩歌風格。鄭玄《詩譜序》總結詩歌有「論功頌德」（美）和「刺過譏失」（刺）的「美刺」作用。

八、《詩經》文學對後世的影響

《詩經》作為先秦北方文學寶庫，其獨特的文學特色對後代文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：

• 反映現實的「風雅精神」：
• 《詩經》的「溫柔敦厚」諷喻手法形成了後代詩人推崇的「風雅」精神。
• 兩漢樂府詩：直接繼承《詩經》的寫實風格，班固《漢書．藝文志》稱其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」。
• 曹魏建安七子：作品描述時事「梗概而多氣」，形成「漢魏風骨」，是「風雅」精神的再現。
• 唐代詩歌運動：陳子昂批判齊梁詩作「彩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」，強調《詩經》的「興寄」現實精神；杜甫「別裁偽體親風雅」；白居易在「新樂府運動」中提出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，都是對《詩經》現實主義的進一步發揚。
• 此後歷代文人莫不奉「風雅」精神為詩歌創作圭臬。
• 活潑生動的文字及用韻：
• 《詩經》的句式以四言為主，影響了曹操等詩人。同時，其多樣化的句型（如五言、七言）為東漢班固、張衡以及唐代詩人的五、七言詩作提供了先例。
• 《詩經》多樣的押韻方式（句句押韻、隔句用韻、一二四押三不押等）直接影響了《楚辭》、兩漢魏晉詩作，並促成了唐朝詩歌用韻規格的確定。

總之，《詩經》不僅是特定時代的反映，更是中國文學的珍寶。無論在政治、詩歌、韻文，乃至散文的用句與典故方面，都深受其影響，在中國文學史中擁有無比崇高的地位。

 

主要事件時間軸

• 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（約公元前1100年 - 公元前500年）：
• 《詩經》的形成時期，歷時約500年，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。
• 在先秦時期，此書僅稱為「詩」或「詩三百」。
• 西周武王時期：
• 《周頌》中的〈清廟〉、〈維天之命〉、〈維清〉三篇祭祀文王的詩歌創作。
• 西周初期：
• 《周頌》的作品形成，為最早的詩篇。
• 《豳風》、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的若干作品據信成於此時。
• 《大雅》中也有少數作品成於此時。
• 西周中葉以後：
• 《大雅》中的大部分作品形成。
• 《小雅》的作品形成。
• 西周晚年至春秋時期：
• 《風》的作品形成。
• 《小雅》延續至東周初年仍有作品形成。
• 春秋戰國時代：
• 獻詩說出現：公卿列士獻詩給君主作為施政參考。
• 採詩說出現：有「采詩之官」收集民間詩歌，供君主觀察民情。
• 《莊子．天運篇》記載孔子自稱曾整理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。
• 春秋中葉（最晚的詩篇）：
• 《陳風．株林》創作，詠陳靈公通於夏姬之事，此事件記載於《左傳》宣公九年、十年。
• 漢代：
• 西漢：
• 司馬遷在《史記．儒林傳》中首次將「詩」與「經」連稱為「《詩經》」。
• 《詩經》有「三家詩」流行：魯國的申培公傳《魯詩》，齊國的轅固生傳《齊詩》，燕國的**韓太傅（嬰）**傳《韓詩》。這些以隸書寫定的版本稱為「今文經」，在漢武帝時被立為學官官方教材。
• 毛公之學（《毛詩》）流傳，自稱子夏所傳。因多為古文，稱為「古文經」，較晚出現，未立學官。
• 東漢：
• 王充在《論衡．正說篇》中明確提出孔子「刪去重重，正而存三百篇」。
• 鄭玄為《毛詩》作箋，使其大受歡迎，獨傳至今。
• 三國吳時：
• 陸機在《毛詩草木蟲魚疏》中指出《毛詩》由魯國大毛公毛亨傳給趙國小毛公毛萇。
• 《齊詩》亡佚。
• 西晉：
• 《魯詩》亡佚。
• 唐代：
• 陸德明在《經典釋文．序錄》中肯定地說《詩經》「孔子最先刪錄」。
• 《韓詩》亡佚，僅存《外傳》十卷。
• 孔穎達在鄭玄《詩譜序》疏中提出對孔子刪詩的質疑。
• 唐宋以後：
• 關於孔子刪詩的爭議持續，有學者提出懷疑。
• 朱熹對《風》詩的作用提出不同看法，認為多為抒寫男女之情。
• 清代：
• 崔述、趙翼、朱彝尊、魏源等學者反對孔子刪詩的說法。
• 阮元對「頌」的意義提出不同解釋，認為「頌」即「舞容」。

《詩經》主要人物列表

• 孔子：
• 先秦時期的大思想家、教育家。
• 《莊子》記載他曾整理六經，包括「詩」。
• 《史記》記載孔子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」而整理詩歌為三百零五篇，引發了後世關於他是否刪詩的爭議。
• 《論語》記載孔子「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」，顯示他對《詩經》的整理與樂的校正。
• 《論語》中也闡述了詩的社會作用：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
• 老聃：
• 春秋時期思想家，道家學派創始人。
• 《莊子．天運篇》中孔子曾向其提及整理六經之事。
• 司馬遷：
• 西漢著名史學家，《史記》的作者。
• 首次將「詩」與「經」連稱為「《詩經》」。
• 記載了漢初《詩經》「三家詩」的傳授者，並提及孔子整理詩篇的說法。
• 申培公：
• 西漢《詩經》學者，傳授《魯詩》，屬於今文經學派。
• 轅固生：
• 西漢《詩經》學者，傳授《齊詩》，屬於今文經學派。
• 韓太傅（嬰）：
• 西漢《詩經》學者，傳授《燕詩》（《韓詩》），屬於今文經學派。
• 大毛公（毛亨）：
• 魯國人，傳說中《毛詩》的傳授者，作《訓故傳》。
• 小毛公（毛萇）：
• 趙國人，毛亨的學生，傳承了《毛詩》。《大序》首二句以下內容被認為是其弟子所附加。
• 鄭玄：
• 東漢經學大師。
• 為《毛詩》作箋，使得《毛詩》大受歡迎並流傳至今。
• 《詩譜序》中對孔子刪詩之說提出質疑。
• 對「四始」和「六義」有自己的解釋。
• 唐陸德明：
• 唐代學者，《經典釋文》的作者。
• 指出《小雅》有六篇有篇目而無歌辭，實為三百零五篇。
• 在《經典釋文．序錄》中肯定孔子「最先刪錄」《詩經》。
• 王充：
• 東漢思想家。
• 在《論衡．正說篇》中明確指出孔子「刪去重重，正而存三百篇」。
• 孔穎達：
• 唐代經學家。
• 在鄭玄《詩譜序》疏中，基於傳世引詩情況，質疑孔子刪詩的說法。
• 朱熹：
• 南宋理學家、經學家，《詩集傳》的作者。
• 對「、比、興」等詩歌作法有明確解釋。
• 對《風》詩的作用有不同於傳統教化的看法，認為多為抒寫男女之情。
• 對「頌」的意義有宗廟樂歌的解釋。
• 鍾嶸：
• 南朝文學評論家，《詩品序》的作者。
• 對「」的手法有「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」的解釋。
• 崔述：
• 清代學者，在《讀風偶識》中反對孔子刪詩的說法。
• 趙翼、朱彝尊、魏源：
• 清代學者，均反對孔子刪詩的說法。
• 阮元：
• 清代學者，在《揅經居集‧釋頌》中對「頌」的意義有獨特的解釋，認為「頌」即「舞容」。
• 周公：
• 西周初期政治家、思想家。
• 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提及他有作詩。
• 朱熹認為《周頌》多為周公所定。
• 召穆公：
• 西周時期人物。
• 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提及他有作詩。
• 家父：
• 《小雅．節南山》的作者。
• 孟子（寺人孟子）：
• 《小雅．巷伯》的作者。
• 吉甫：
• 《大雅．崧高》和《大雅．烝民》的作者。
• 魯僖公：
• 春秋時期魯國國君。《魯頌》為其祭祖作品。
• 許穆夫人：
• 春秋時期許國夫人，衛國公主，被《小序》認定為《鄘風．載馳》的作者。

 

一、《詩經》釋名

　　《詩經》形成於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，為我國最早之詩歌總集，此書在先秦時期，僅稱為「詩」或「詩三百」而已，與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等書一樣，並沒有「經」之稱號。而最早稱《詩》為經的，則見於《莊子》一書。《莊子．天運篇》說：「孔子謂老聃曰：『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，自以為久矣。』」西漢時，司馬遷在《史記．儒林傳》中說：「申公獨以《詩經》為訓以教」，這是首先以《詩經》二字連稱者；另外同書〈儒林傳〉指出漢初《詩經》之家數說：「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。」這就是漢朝流行所謂的「三家詩」。魯、齊二家詩早已亡佚，《韓詩》亦僅存《外傳》十卷。其中《毛詩》比三家詩晚出，又讓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替它作箋，於是《毛詩》大受歡迎，獨傳至今，就是現有之《詩經》版本。

 

二、《詩經》的作者

　　《詩經》總共收詩三百十一篇，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指出，其中《小雅》之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、〈由庚〉、〈崇丘〉、〈由儀〉六篇有篇目而沒有歌辭，所以實際上只有三百零五篇，各篇作者大部份是不可考的。但其中有少數的篇章，詩人道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如《小雅．節南山》說：「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言凶。」又〈巷伯〉說：「寺人孟子，作為此詩。」二篇的作者一是家父、一是孟子；另外《大雅．崧高》說：「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。」又〈烝民〉說：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」二篇的作者同為吉甫；但《詩經》中如此直言作者的，則為少數而已。

雖然《左傳》及《國語》中，都各有提及周公或召穆公等人有作詩，但大致上來說，三百篇中作者可以考者，不過十分之一左右。蓋三百篇並非一人、一時、一地之作。大體上，《頌》之詩多出自朝臣或樂官之手，《風》之詩則多採集自民間，至於《雅》之詩則二者兼而有之。

 

三、《詩經》的時代

　　《詩經》中各篇的年代，可以分為《頌》、《雅》、《風》三部分來說：

（一）《頌》

《頌》分《周》、《魯》、《商》三頌，其中以《周頌》為最早，它是西周初期的作品。其中〈清廟〉、〈維天之命〉、〈維清〉三篇是祭祀文王的詩，可見是作於武王之時。《魯頌》是魯僖公時祀祖的作品，而《商頌》實際上是宋詩而不是商詩。宋是武王伐紂之後，為安置商朝之遺民所封的。《商頌》雖在時代上是作於周朝，但是作詩的人是商朝的遺民，而詩中的故事及歌舞儀式，也是遵從商朝的故禮，所以稱其為《商頌》而不稱為《宋詩》。

（二）《雅》

《大雅》中大部分是西周中葉以後的作品，也有少數是西周初期的作品，而《小雅》則是西周中葉以後及東周初年的作品。

（三）《風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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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風》是西周晚年到春秋時的作品，但是《豳風》及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有若干的作品，據信是成於西周初年。而其中最晚的是《陳風．株林》，這首詩是詠陳靈公通於夏姬的事，這在《左傳》宣公九年、十年中，均有記載。　　

　　總之，《詩經》的著成時代，大約起於西周武王初年（約公元前1100年左右），止於東周春秋中葉（約公元前500年左右），它代表了周代為時五百年長遠的優美文學紀錄。

 

四、《詩經》的編輯

關於《詩經》既不是一人、一時、一地之作，它如何能編輯成書的這一問題，前人已有獻詩及採詩的說法：

(一) 獻詩說

　　在春秋戰國時代即有獻詩的說法。《國語‧周語》載：「故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，瞽獻曲，…」，又《國語‧晉語》載：「吾聞古之王者，德政既成，又聽於民。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，在列者獻詩使勿兜，…」這是說由「公卿至於列士」來獻詩給君主，作為聽政之參考，此屬於士大夫層面的詩。

（二）採詩說

《漢書‧藝文志》載：「故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」又〈食貨志〉載：「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將散，行人振木鐸徇於路，以采詩，獻之大師。比其音律，以聞於天子。」這是說由採詩之官來收集民間之詩歌，以供君主觀民情之用，此屬民間層面之詩。

《禮記‧王制》說：「天子五年一巡守。…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。」太師不但採集並保存各國之詩歌，在本身也有製作，並用來教授學生，等時間一久，篇章累積愈多，同時朝廷本身也必須有音樂的範本，太師乃加以整理，於是便產生了這部最古之詩歌總集。

　　所以，這部三百多篇的詩歌總集，大約是先由民間採詩及士大夫獻詩所累積，之後由樂官統一整理而成，以作為王者施政之用，及宮廷宴樂之所需。

(三)刪詩與正樂

司馬遷於《史記‧孔子世家》中說：「古者，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……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。」這裏指出，《詩》原來有三千餘篇，可是經由孔子去其重複，取合於樂章的，共有三百零五篇。由此，引發了孔子是否刪詩之爭議。《史記》中只說孔子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」，並無明指孔子有過刪詩。到了東漢王充卻說，在孔子之前，《詩經》有數千篇，「孔子刪去復重，正而存三百篇。」（《論衡．正說篇》）而唐陸德明在《經典釋文．序錄》中則更肯定地說，對於《詩經》「孔子最先刪錄」，這句話直接落實了孔子刪詩的說法。

關於這孔子刪詩的理由，有許多學者相信，但是自唐宋以後，較有學者提出懷疑之論點。如鄭玄《詩譜序》孔穎達疏即說：「案書傳所引之詩，見在者多，亡逸者少。則孔子所錄，不容十分去九。」這裏指出，各經之傳注及諸子所引之詩，都在今本《詩經》之內，而所引之逸詩，卻相對的不多，所以孔穎達不信刪詩之說。又清人崔述《讀風偶識》說：「孔子曰：『誦詩三百』是詩止有三百，孔子未嘗刪也。」另外，趙翼、朱彝尊及魏源等都反對孔子刪詩的說法。這相信與反對的理由各有不少，實難有一定之結論。

　　雖然無法確定孔子是否刪詩，但他確實作過整理《詩經》的工夫。《論語‧子罕篇》說：「子曰：『吾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』」另外《墨子．公孟篇》說：「弦詩三百，歌詩三百。」所以可以看出，三百篇是一部樂辭，是可以和樂歌唱的，而孔子讓它達到了實用的目的。

 

五、《詩經》的內容

關於《詩經》之內容，《毛詩．大序》說：「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…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；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」這裏出現了「四始」、「六義」二者的問題，需要我們來作個瞭解：

（一）四始

有關「四始」的說法共有三種。鄭玄《箋》說：「始者，王道興衰之所由。」他指出，「四始」是指王者施政，必要留心於與國家治亂興衰有關係之「《風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頌》」等四者，因為它是王道興衰之所本，這是屬於《毛詩》「四始」之說法；但是司馬遷在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中卻說：「〈關雎〉之亂，以為《風》始；〈鹿鳴〉為《小雅》始；〈文王〉為《大雅》始；〈清廟〉為《頌》始。」司馬遷是學魯詩的，一般認為這是《魯詩》之說法。而關於《齊詩》「四始」之說法，因為涉及五行方位，則不為一般學者所接受。

（二）六義

「六義」這六件物事，應該分成兩組來討論。「風、雅、頌」是指詩的三種分類；而「賦、比、興」則是指詩的三種作法。

１、詩之三種作法

（１）賦

　　朱子《詩集傳》說：「賦者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。」鍾嶸《詩品序》說：「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」這裏指出「賦」是直接對於事物加以鋪陳描寫。賦的手法多見於《風》、《頌》，如《周頌》之〈維清〉、《魯頌》之〈駉〉，以及《商頌》之〈長發〉等皆是賦體。又如《鄭風．叔于田》鋪寫一位出眾的男子，出郊狩獵的英雄壯舉，也是標準的賦體。作者以誇張的筆法，熱情的讚美了主角雄健的體魄，和優美的氣度，為讀者展示了一位出類拔粹的英雄形象。而二《雅》中也不乏賦體，如《小雅．何人斯》正是用賦的手法寫成的一首諷刺詩，詩一開頭就說：「彼何人斯！其心孔艱？」一開口就當面直斥，可以清楚地看出詩人感情激烈變化之情形。

（２）比

　　鄭玄《周禮注》說：「比，見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類以言之。」比是一種借喻法，借用外物之相似處，明比、暗比的來顯示出所要諷刺的對象。這就是朱子所說：「以一物比一物，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。」（《朱子語類》）如《鄘風．相鼠》首章說：「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，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？」以老鼠比喻為政者之腐朽本質，同時還寄寓了詩人強烈的憤恨之情。另外，《周南》之〈螽斯〉、《衛風》之〈木瓜〉等都是比體。

（３）興

興的手法是先寫周圍景物，然後引出後面所要說出的事情，它跟比是很難以去區分的，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興者，先言他物，以引起所詠之辭也。」如《唐風．綢繆》：「綢繆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？，見此良人。」即是以興起句。詩人聽看見心宿三顆星，在仲春季節的天中發亮，進而連想到三、四月間，正是舉行昏禮的好時機，於是觸發了「今夕何夕？，見此良人。」的求偶心懷。這種興句主要的作用，是在詩中起著聯想、象徵和烘托的氣氛。另外，《唐風》之〈綢繆〉、《鄭風》之〈揚之水〉等都是興體。

２、詩之三種分類

《詩經》的篇數，總共有三百一十一篇，除了《小雅》中有六篇是有篇目而無歌辭之外，實際上只有三百零五篇。可分為《國風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周頌》、《魯頌》、《商頌》等六大類，這裏大致由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三類來分述：

（１）風

在《國風》之下，可分為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、〈邶〉、〈鄘〉、〈衛〉、〈王〉、〈鄭〉、〈齊〉、〈魏〉、〈唐〉、〈秦〉、〈陳〉、〈檜〉、〈曹〉、〈豳〉等十五國風，共一百六十篇。《風》產生之地域，包括今之陜西、山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及山東等地區。

風的意義是「教化」，《詩大序》說：「風，風也；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」風的功用是在於君主對人民的教化。《詩大序》又說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。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」另一方面，「風」也是百姓對為政者之施政缺失的諷刺，所以，「風」也有諷刺的意味存在著。

但是，宋人對於《風》詩之作用，卻有不同的看法。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凡詩之所謂風者，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！所謂男女相與詠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」他們認為，《風》之詩，除少數篇什外，均為抒寫男女之情的作品，這種看法一直延續到現今。細賞它們的內容，在音韻上的自然和諧，在情感上的誠摯活躍，處處都表現了藝術上的最高成就。

（２）雅

在《雅》之下，可分為《小雅》七十四篇，《大雅》三十一篇。關於《雅》之產生地域，鄭玄大、小雅《譜》說：「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者，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。」即今之陜西鄠縣東（豐）及長安縣西南（鎬）等地區。

《雅》的意義是「正」，《詩大序》說：「雅者，正也。」它是全國性代表的詩，大多是頌讚或勸戒之作品，故被稱為「正聲」。而且「雅」與「夏」在古代是同聲通假的，《荀子．榮辱篇》說：「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安雅。」又於〈儒效篇〉說：「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。」由此可證明，「雅」即是「夏」。「夏」是指黃河流域一帶之接受周文化較高的地區。所以《雅》是流行於中原地方，為周王朝所重之「正聲」；相對地，《風》則是各國流行於民間之歌謠了。《雅》的功用是在於王政上的規勸，《詩大序》說：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」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正《小雅》，燕饗之樂也；正《大雅》，會朝之樂，受釐陳戒之辭也。」《大雅》是祭祀宗廟祖先時所用的篇章，如〈生民〉、〈鳧鷖〉等；而《小雅》是普遍作為君主、公卿大夫之間的宴樂之用，如〈楚茨〉、〈賓之初筵〉等。

〈風〉和大、小〈雅〉等都有正變之說法。《詩大序》說：「至于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變雅作矣。」此指作於盛世的詩，是屬於正詩，而成於亂世的詩，即是變詩。鄭玄的《詩譜序》認為，舉凡文、武、成諸王的詩，都算是正詩；而懿王以後的詩，則謂之變詩。

（３）頌

頌分《周頌》、《魯頌》、《商頌》。《周頌》共三十一篇，《魯頌》有四篇，《商頌》有五篇。周代最高級之祭祀詩是《頌》，它只有周王朝本身，以及經過特許的魯國和宋國才能使用，因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，而宋是商朝之後裔。《頌》之產生地域，包括今之陜西鄠、長安二縣（〈周頌〉），山東阜縣（〈魯頌〉），以及河南商丘縣西南（〈商頌〉）等地區。

「頌」的意義是「以詩歌稱讚」之意，《詩大序》說：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」所以「頌」的意義，主要是以美言來形容君主之盛德，而昭告於神明祖先，報答神明祖先庇佑後世子孫之恩，它是專門用於祭祀的，所以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頌者，宗廟之樂歌。」。《頌》之詩有祀神和祭祖二者：祀神詩大都為祀農神之詩，如《周頌‧思文》為豐收後人民感謝后稷之祀神詩，充滿著欣喜及感恩之情；祭祖詩以祭祀太王、文王、武王之詩較多，這是因為太王、文王、武王為周代開國之君主。如《周頌‧天作》是祭祀太王，〈維清〉是祭祀文王所作，而〈執競〉是祭祀武、成、康三王之詩。

　　但是清代的阮元，對「頌」作了不同於前面之解說，他在《揅經室集‧釋頌》說：「頌之訓為美盛德者，餘義也；頌之訓為形容者，本義也。且頌字即容字也。…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，故稱為頌。」他認為「頌」就是「樣子」，所以，朝廷祭神祀祖時，又歌又舞的詩歌，就稱為〈頌〉。

六、《詩經》的家數

　　《詩經》在漢代時流行的版本，共有《齊》、《魯》、《韓》、《毛》四家，可分為今文《詩經》和古文《詩經》兩種版本。

（一）今文詩

司馬遷《史記‧儒林傳》說：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。」其中《魯詩》是申培公所傳；《齊詩》則是轅固生所傳；《燕詩》則由韓太傅（嬰）所傳，以上三家詩，都是以漢代通用的隸書所寫定的，所以稱為「今文經」，在漢武帝時，被立於學官，作為官方教材之用。

（二）古文詩

班固《漢書‧藝文志》說《詩經》流傳的版本，「又有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。」這是今本的《毛詩》。三國吳人陸機在《毛詩草木蟲魚疏》一書中指出，《毛詩》的傳授是由魯國人大毛公毛亨作《訓故傳》，傳給趙國人小毛公毛萇。因為《毛詩》屬較晚出現，所以沒有立於學官。又因為《毛詩》中的內容多為古文，所以被稱為「古文經」。

詩雖分齊、魯、韓、毛四家，但齊、魯、韓三家已先後散失：《齊詩》亡於三國魏時；《魯詩》則亡於西晉；《韓詩》亡於唐以後，獨有《外傳》十卷傳世。四家詩所僅存者，只有《毛詩》一家。《毛詩》之所以能獨存，大致有二個原因：一是因為《齊》、《魯》、《韓》三家詩，解說煩瑣，又摻雜了緯書之說法，深奧難解，時間一久，即不為學者所喜好；一是鄭玄為當代大儒，他替《毛詩》作箋，由於他注經能廣採博取，兼顧今古文四家詩之學，箋注又重實際的訓詁，使人容易明瞭；於是《毛詩》就很受學者的喜愛，而流傳至今。

七、《詩經》的欣賞

(一)《頌》

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頌者，宗廟之樂歌。……《周頌》三十一篇，多周公所定，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。《魯頌》四篇，《商頌》五篇，亦因以類附焉。」《頌》詩是屬於宗教性之詩歌，這類詩以《周頌》為代表，其形成年代，正顯示著武、成、康、昭四王時期的盛況。在藝術形態上，它結合了歌、舞、樂三者，在藝術功能上，它起著宗教教化之作用。

〈清廟〉是《周頌》的首篇，這是西周初年，周王與其臣子在文王廟舉行祭祀典禮所用之祭歌。首章說：「於穆清廟，肅雝顯相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。」這首詩是以賦的手法來作的，它表現了一種極為肅穆而虔敬的宗教氣氛，從而使人的形體和精神，達到一種和諧的境界。另外〈敬之〉一篇，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。」它是成王敬天而自我告誡，並遍告群臣的詩，也是採取了賦的寫作手法。內容大意是說周王朝受命於天，因此必須奉行天道，上天才會降福庇佑周之子孫。

〈有駜〉是《魯頌》的一章，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。」此詩是興體，內容在頌讚魯僖公和群臣們之燕飲歡樂。全詩通過描寫燕飲場面之盛況，君臣同樂，上下歡笑，呈現出魯國君臣和睦、國勢強盛的太平盛世。

（二）《雅》

《頌》詩是西周前期之宗廟詩，而後「詩」慢慢演進為朝廷之用樂，《雅》詩就是在這基礎下產生的。依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說法，〈文王〉至〈卷阿〉等十八篇為「正《大雅》」，而〈民勞〉至〈召旻〉等十三篇為「變《大雅》」。〈鹿鳴〉至〈菁菁者莪〉等十六篇為「正《小雅》」，〈六月〉至〈何草不黃〉等五十八篇為「變《小雅》」。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正《小雅》燕饗之樂也；正《大雅》，會朝之樂，受釐陳戒之辭也。……及其變也，則事未必同，而各以其聲附之。」這些詩篇「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。」

《大雅》中的〈生民〉〈公劉〉〈綿〉〈皇矣〉〈大明〉等五篇，一系列地敘述了周朝祖先的源起，及前面幾位開國奠基的君主之故事，可算是中國史詩的代表作。如〈生民〉是周人記載周始祖后稷出生時的靈異和偉大功德的頌讚詩，它是賦體詩，全詩充滿著神話色彩，在《詩經》中是較特殊的。〈公劉〉之詩，舊說是召康公因成王將要親政，所以用公劉之事蹟來告戒成王，要注重人民之生活。而〈皇矣〉則是敘述太王、太伯、王季之德行，以及文王伐密國、崇國的事蹟，呈現了周王朝祖先們開創國家之艱辛。

〈南有嘉魚〉是《小雅》的一篇燕饗之樂，「南有嘉魚，烝然罩罩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樂。」它是以興的手法來敘述主客之間的魚水之情，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賓主暢飲、和樂的景象。〈湛露〉是一篇諸侯朝見天子，天子與其燕飲，以示恩惠的詩篇。它也是興體，「湛湛露斯，匪陽不晞。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」以興之手法，來寫賓主痛快飲酒，雙方興致高昂之情，後世飲酒之「不醉不歸」一語，即從此來。　

（三）《風》

《風》詩之發生，未必比《頌》、《雅》之年代來的晚，但是一方面由於它寫定較晚，另一方面其用途又略與前二者不同，所以表現手法比較靈敏活潑。《風》詩之題材多樣化，有愛情與婚姻的，如《鄭風．野有蔓草》是寫男女在仲春時節邂逅之喜悅。有言農耕與狩獵的，如《豳風．七月》講述了農民一年四季勞動的過程，又如〈東山〉一篇，不僅敘事層次井然，而且寫情也婉曲周到，淒惻動人，是一首成就極高的詩歌。有戰爭與徭役的，如《王風．君子于役》和《衛風．伯兮》都是反映了征夫、思婦的生活苦痛。

 

八、《詩經》的文學特色

　　《詩經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有著無比崇高的地位，它不僅對當時之政治環境產生了一定的作用，更對於後代文學，發生了重大的影響。若要探討它為什能造成這樣的地位和影響，我們必須先從文學上的特色來暸解《詩經》的價值。

（一）現實性的表達

　　《詩經》最大的特色，是在詩歌創作上表現了文學的現實性。在二《雅》和十五《國風》當中，有許多篇章，反映了當時於周王朝教化之下，各國之風俗和民情。有些篇章是生活與愛情的心聲，如《豳風．七月》的描寫農民之生活，及《衛風．氓》之表現男女之情歡等；有些是對於黑暗政治的諷刺與批評，如《王風．兔爰》及《齊風．南山》等詩篇，一是感嘆周室衰，一是譏刺齊襄公的淫行，都是作者高度結合文學思想和現實藝術的作品。

（二）文字形式的多樣化

　　《詩經》其形式雖以四言為主，但也有各種參差不齊的型式出現，有一字句、二字句，以至八字句不等，各依其實際需要而定。字句錯綜變化，形式活潑自由，出於自然，使得詩歌語言不受拘束。如：

一字句：「還，予授子之粲兮。」（《鄭風．緇衣》）一字的簡練急促，表現出婦人對丈夫的關切。

二字句：「于嗟乎！騶虞。」（《召南‧騶虞》）從歎美騶虞官的歡呼之聲中，不僅

可見國力的殷盛，於意象與韻律的跳躍中更具特色。

三字句：「摽有梅，其實七兮。」（《召南‧摽有梅》）借著梅子結實，既喻時間，

又暗寓自己已成年，可論及嫁娶，全詩皆用賦體，意象多彩。

四字句：「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」（《王風‧采葛》）借現實時間與心

理感覺的誇張對比，描寫男女相戀的情緒，十分具有張力。

五字句：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」（《衛風‧木瓜》）吟詠男女互贈，永結同

心，情調優美而明朗暢快。

六字句：「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」（《王風‧揚之水》）戍守遠方的兵士，久

不得歸，懷念故鄉。俳比與疊句，在反覆吟詠，加強思念的意象。

七字句：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」（《鄘風‧桑中》）描寫

男女相悅相愛，而訂期約。格調輕鬆，節奏活潑，同一個意象，反覆疊

詠，頗有民歌風味。

八字句：「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貆兮？」（《魏風‧伐檀》）以強烈的問句，把

內心的不滿噴薄而出，於是勞逸不均的現象，直顯而出。

在這裡可看出《詩經》活潑的形式，句型的變化無定。後代的各種詩體，無論是四、五、七言，在《詩經》裡都有了跡象可尋。

　　（三）成熟的語言風味

　　《詩經》的語言風味已達到了很高的成就。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法，精心製作，使詩歌的語言，更加自然、暢快，尤其在寫景、言情、敘事各方面，都能有優美的表達。

１．語助詞的完美應用

　　《詩經》中使用多種多樣的語助詞，完全是出於自然需要，不矯揉造作，不僅使詩的形式、音律增加了美麗，而且使得情感增加真實與力量。如：「誰謂河廣，一葦杭之」（《衛風．河廣》）；「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」（《周南．漢廣》）；「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！」（《召南．殷其雷》）；「其虛其邪，既亟只且」（《邶風．北風》）利用助詞「之、矣、思、只且」等等，多式多樣變化，真切地表現出說話者的心情。

２．優美的藝術手法

　　《詩經》的語言，在描寫方面，表現了很高的溶情入景之技巧。借寫景物來顯出情感的，如：「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」（《豳風‧東山》）利用綿綿細雨，來象徵自己綿綿不盡的思鄉之情，可謂中國詩歌中，最委婉之表達，顯不盡之情於言外。

３．渾然天成的用韻法

　　《詩經》在用韻的手法上，達到了渾然天成的境界，似乎是出於自然，不假造作。如「采采芣苡」（《周南．芣苡》）是同音疊字的應用，「山有扶蘇」（《鄭風．山有扶蘇》）是疊韻，「蝃蝀在東」（《鄘風．蝃蝀》）是雙聲。又其押韻方式，大致有句句押韻、隔句用韻，和一、二、四押，而三不押之形式。這些重章疊句之用韻手法，初看似繁複，卻又富於變化，因而使《詩經》的語言風味，在整齊之中，又兼有錯落之美。這種詩歌語言形容的技巧，對於後代的詩人，起了很大的影響。劉勰《文心雕龍‧物色》說：「故灼灼狀桃花之鮮，依依盡楊柳之貌，杲杲為出日之容，瀌瀌擬雨雪之狀，喈喈逐黃鳥之聲，喓喓學草蟲之韻。……雖復思經千載，將何易奪？」在這裡顯示出《詩經》在語言風味的領導上，有著重要的地位。

九、《毛詩序》

　　現今通用的《詩經》版本為《毛詩》，它是漢代四家詩中的僅存者。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小《序》的問題。

（一）《小序》

《毛詩》於各篇詩前均有為詩的主題、作者、和寫作背景作了簡潔的提要，後人稱之為《小序》。如《邶風．式微》一篇，《小序》說：「〈式微〉，黎侯寓于衛，其臣勸以歸也。」這是黎侯為避狄人而寓居於衛國，群臣勸他回國執政的詩，點出了詩的寫作背景。又《鄭風．風雨》一篇，《小序》說：「〈風雨〉，思君子也。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。」這是指出詩的主題。《鄘風．載馳》一篇，《小序》說：「〈載馳〉，許穆夫人作也。」這是道出作者的名字。

（二）《大序》

在《周南．關睢》的《小序》一開頭，有一段較長的文字，扼要地敘述了詩歌的起源、作用、內容、體裁和表現手法，為有別於各詩之下的《小序》，故稱為《大序》。

《詩序》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致，如鄭玄《詩譜》認為：「《大序》子夏作，《小序》子夏、毛公合作」；范曄《後漢書‧儒林傳》說是後漢衛宏：「因作《毛詩序》，善得風雅之旨」；《四庫總目提要》作了結論說，《大序》前面二句是毛萇以前經師所流傳下來的，而首二句以下所接續的說明，都是毛萇以下的弟子所附加的。

《詩大序》指出了對於詩樂的幾個重要的認識，它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，使讀詩者能夠瞭解到《詩經》的本體大義，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詩論。以下將其歸納出幾個詩論的重要原則。

（一）詩歌的起源

《大序》在開始闡述了詩歌的起源及其內容特色和時代的關係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」心裏有話要說，這股念頭在心裏稱為「志」，說了出來就叫作「詩」。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情感發生了，之後有語言產生，話不能說明白，就加以感嘆，接著就歌唱，再加以跳舞，於是詩、歌、舞就結合成一體了，這裏說明了古代詩歌的產生來由。

　　（二）六義的解釋

　　第一次談到六義的是《周禮‧春官》。它說大師「教六詩，曰風，曰賦，曰比，曰興，曰雅，曰頌。以六德為之本，以六律為之音。」《大序》對六義中的賦、比、興沒作說明，有可能是因這三者是當時所共知，無需多言；但對於風、雅、頌三者進一步作了詳細的闡述，則有可能是當時對此三者之定義不明確，造成了對詩意認識的混淆，所以才要加以界定。《大序》說：「故詩有六義焉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……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變雅作矣。」以下則就「風、雅、頌」的定義加以討論：

１、風

　　《大序》指出「風」是有「隱微的告知」與「殷勤的誨示」等二層意義存在的，它說：「風，風也；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」「風」就是「諷」的意思，也就是隱微的加以告知；而「教」就是殷勤的給予誨示。在上位者以詩歌來開導百姓，使百姓易於接受，等人民開化之後，再加以法令之教導，則百姓無不奉公守法。

２、雅

至於「雅」，則說：「雅者，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」「雅」是跟王政興衰有直接關係的，因為詩人把天下四方的風俗和人民的心聲，寫成詩歌，讓君主拿來作為施政的參考，所以說：「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」。而在朝廷用樂方面，有分大小，如宴飲各國賓客，犒賞群臣，樂得賢材，征伐四方以強中國等，這些事蹟都由《小雅》來述敘；而受天命以建周朝，承受先王之福祿，聖王之德被加草蟲等，都由《大雅》來陳述，所以說：「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」

３、變風變雅

但是，「風」和「雅」都有正變的說法。《大序》說：「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《風》變《雅》作矣。」鄭玄《詩譜》認為，從周夷王和懿王之後，王道衰微，禮樂不興，所以二《雅》及《國風》都不再歌頌太平盛世，而改為諷刺當時的政情，所以相對於盛世的《風》、《雅》而言，此時的詩篇，就稱為變《風》和變《雅》了。這時候的音樂就有了三種不同的感受，《大序》說：「治世之音，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」治世之音樂，既安和又快樂者，是由於其政教和睦；而亂世之音樂，既怨恨又憤怒者，是由於其政教違背了正道；而亡國之音，既悲哀又愁苦者，是由於它的人民生活困苦的緣故。

４、頌

關於「頌」的意義，《大序》說：「《頌》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者也。」在這裏，「頌」有「以詩歌稱讚」和「歌舞的樣子」等二種意義存在。所以「頌」的定義就是：人民安樂，百業就緒，這都是王者政治教化之功勞，必須告知神明，以報答神明保佑之恩，所以作詩篇，並加上音樂和舞蹈來稱讚它。

（三）詩歌的社會作用

詩歌有它的社會作用，《大序》指出：「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」詩歌可以導正政治的偏失，可以感動天地、鬼神，它的功用是如此的大。所以先王用詩歌來教忠教孝，美化風俗民情，這是詩歌的社會教化作用。《論語．陽貨篇》中，孔子指出，詩的作用是：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孔子的這一段話，正可以跟《大序》的主張互相應證。

（四）詩歌的美刺作用

　　《詩大序》強調，詩歌有一種美刺的重要作用。它說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」「風」不僅是在上位者對百姓的教化；而百姓也可以詩歌來反映心聲，對君主作委婉的譏刺，而這譏刺的含意，主要是跟音樂和歌詠相應，而不是直接的詈罵。《禮記．經解篇》說：「溫柔、敦厚，詩教也。」這是含蓄之詩歌風格的要求。鄭玄在《詩譜序》中，強調詩歌的作用是：「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；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。」這就是說詩歌有「論功頌德」和「刺過譏失」－即「美刺」的作用。

 

十、《詩經》文學對後世的影響

　　《詩經》是先秦時期北方文學的寶庫，它的文學特色，在於通過成熟的藝術手法，呈現了各國的風俗民情，以及和周王朝互動的關係。它的各種創作手法、藝術形式與內容，風格自然，音調和美，宛如天籟一般。在我國古典文學發展中，成為歷代文學作家推崇和學習的範本，對於後代發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　　（一）反映現實的「風雅精神」

《詩經》中的各個篇章，都是為反映現實，而產生的詩歌，尤其是《國風》、大小《雅》所表現出的「溫柔敦厚」之諷喻手法，形成了後代詩人所謂的「風雅」精神。當他們反對文壇上形式主義傾向時，常常以恢復「風雅」相號召。

兩漢樂府詩即是直承《詩經》的「風雅」精神。兩漢的民歌是非常寫實的，班固《漢書．藝文志》說它們是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」，這與《詩經》的寫實風格相當一致。曹魏時代的建安七子，他們描述時事「梗概而多氣」，是因為「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」（《文心雕龍．時序篇》）之故。所以他們的作品造成了所謂的「漢魏風骨」，也就是「風雅」精神的再現。

唐初陳子昂在詩歌復新運動中批判齊梁間之詩作是「彩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」（《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》），這「興寄」就是《詩經》的現實精神；杜甫也以「別裁偽體親風雅」（《戲為六絕句》），說明自己詩歌的主體精神。白居易在新樂府運動中，也提出了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（《新樂府序》）的要求，這正是《詩經》寫實主義的進一步發揚。而自此以下，歷代莫不奉《詩經》的「風雅」精神，來做為詩歌創作的圭臬。

（二）活潑生動的文字及用韻

《詩經》的文字型式及用韻法，替後代的詩歌開創了先機。《詩經》的句式雖以四言為主，影響了曹操詩作，如《短歌行》、《龜雖壽》等，但東漢班固、張衡等所作的五言詩，一直到唐人的五、七言小詩，莫不是可由《詩經》中尋出先例。另外，《詩經》之句句押韻、隔句用韻，和一、二、四押，而三不押之形式，更是直接影響了《楚辭》、兩漢魏晉詩作，促成了唐朝的詩歌用韻規格的確定。

所以，《詩經》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反映，它更是中國文學的珍品，不論是政治、詩歌、韻文，甚至散文的用句及典故，莫不深深地受到《詩經》的影響。它在中國學史的地位，是無比崇高的。

詩經》常見問題解答

《詩經》的名稱演變與現存版本為何？

《詩經》最早在先秦時期僅被稱為「詩」或「詩三百」，與其他經典並無「經」之稱號。最早將其稱為「經」的是《莊子》，在《天運篇》中記載孔子提及「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」。西漢司馬遷在《史記．儒林傳》中首次將「詩經」二字連用。漢朝時期，《詩經》主要有「三家詩」的流行版本，分別是魯國的申培公所傳、齊國的轅固生所傳、以及燕國的韓太傅（嬰）所傳。這些以漢代隸書寫定的版本被稱為「今文經」，並在漢武帝時期被立為官方教材。

現今通行的《詩經》版本為《毛詩》。《毛詩》由魯國大毛公毛亨作《訓故傳》，傳給趙國小毛公毛萇。因其較晚出現且多為古文內容，故稱「古文經」。齊、魯、韓三家詩已陸續亡佚，僅《韓詩》存《外傳》十卷。《毛詩》之所以能獨傳至今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一是齊、魯、韓三家詩的解說繁瑣且摻雜緯書之說，不易理解；二是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為《毛詩》作箋，其箋注廣採博取、兼顧今古文各家之學，且重實際訓詁，使得《毛詩》易於理解並廣受學者喜愛，故流傳至今。

《詩經》的作者與時代背景為何？

《詩經》共收錄詩三百十一篇，其中《小雅》的六篇有篇目而無歌辭，故實際收錄三百零五篇。大部分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，只有少數如〈節南山〉的作者家父、〈巷伯〉的作者孟子、以及〈崧高〉和〈烝民〉的作者吉甫等，在詩中直接道出姓名。

《詩經》並非一人、一時、一地之作。大致而言，《頌》詩多出自朝臣或樂官之手，《風》詩則多採集自民間，《雅》詩則兼而有之。

《詩經》中各篇的年代可分為三部分：

• 《頌》：最早的是《周頌》，約為西周初年作品，其中〈清廟〉、〈維天之命〉、〈維清〉是武王祭祀文王的詩。《魯頌》是魯僖公時期祭祖作品。《商頌》雖作於周朝，但由商朝遺民創作，遵從商朝古禮。
• 《雅》：《大雅》大部分是西周中葉以後的作品，少數為西周初期。《小雅》則是西周中葉以後及東周初年的作品。
• 《風》：《風》詩約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作品，但《豳風》及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部分作品據信成於西周初年。最晚的是《陳風．株林》，詠陳靈公之事，見於《左傳》宣公九年、十年。

總之，《詩經》的著成時代約起於西周武王初年（約公元前1100年左右），止於東周春秋中葉（約公元前500年左右），涵蓋周代約五百年的優美文學紀錄。

《詩經》是如何編輯成書的？孔子是否刪詩？

《詩經》並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，其編輯成書主要有「獻詩」和「採詩」兩種說法：

• 獻詩說：春秋戰國時期已有獻詩的記載，如《國語‧周語》載「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」，說明士大夫將詩獻給君主，作為聽政的參考。
• 採詩說：《漢書‧藝文志》載「故之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」，以及《漢書‧食貨志》載「行人振木鐸徇於路，以采詩，獻之大師」，說明有採詩官收集民間歌謠，供君主了解民情。

因此，這三百多篇詩歌總集大約是先由民間採詩和士大夫獻詩累積而成，之後由樂官統一整理，作為王者施政和宮廷宴樂之用。

關於孔子是否刪詩，歷來有爭議。《史記‧孔子世家》記載孔子將三千餘篇詩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……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」。這暗示孔子對《詩》進行了整理。東漢王充《論衡．正說篇》明確提出孔子「刪去重重，正而存三百篇」。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．序錄》也肯定「孔子最先刪錄」。

然而，自唐宋以後，許多學者對孔子刪詩提出質疑。鄭玄《詩譜序》孔穎達疏認為「書傳所引之詩，見在者多，亡逸者少。則孔子所錄，不容十分去九」，表示孔子不可能刪去大部分詩篇。清人崔述《讀風偶識》則說「孔子曰：『誦詩三百』是詩止有三百，孔子未嘗刪也」。趙翼、朱彝尊及魏源等學者也反對刪詩說。儘管孔子是否刪詩難有定論，但他確實對《詩經》進行了整理，使其樂正，達到實用目的，如《論語‧子罕篇》所載「子曰：『聞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』」。

《詩經》的「四始」與「六義」指涉哪些內容？

《詩經》的內容結構可用「四始」和「六義」來理解：

一、四始 「四始」有三種說法：

• 《毛詩》說：鄭玄《箋》指出「四始」是指王者施政時，必須留心與國家治亂興衰相關的《風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頌》這四者，因為它們是王道興衰的根本。
• 《魯詩》說：司馬遷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認為：「〈關雎〉之亂，以為《風》始；〈鹿鳴〉為《小雅》始；〈文王〉為《大雅》始；〈清廟〉為《頌》始。」這是以各部分的代表作作為其「始」。
• 《齊詩》說：此說法涉及五行方位，不為一般學者接受。

二、六義 「六義」分為兩組：「風、雅、頌」是《詩經》的三種分類，而「賦、比、興」是詩歌的三種寫作手法。

1. 詩之三種作法 (賦、比、興)

• 賦：指鋪陳其事而直言之，直接描寫事物。如《周頌》的〈維清〉、〈叔于田〉和《小雅》的〈何人斯〉等。
• 比：是一種借喻法，透過外物之相似處來影射所指的對象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。如《鄘風．相鼠》以老鼠比喻為政者之腐朽本質。
• 興：先描寫周圍景物，然後引出後面所要說出的事情。如《唐風．綢繆》先寫「綢繆束薪，三星在天」，再引出「今夕何夕？，見此良人」的求偶心懷。

2. 詩之三種分類 (風、雅、頌)

• 風：指《國風》，共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，地域廣泛。其意義有二：一是「教化」，君主用以教化人民；二是「諷刺」，百姓用以諷刺為政者之施政缺失。宋代朱熹則認為《風》詩多為里巷歌謠，男女相與詠歌，抒發情意。
• 雅：分為《小雅》七十四篇和《大雅》三十一篇，地域主要在周朝西都鎬京一帶。《雅》意為「正」，是全國性代表的詩，多為頌讚或勸戒之作，故稱「正聲」。其功用在於對王政的規勸，《大雅》多用於祭祀宗廟祖先，而《小雅》則用於君主、公卿大夫之間的宴樂。
• 頌：分為《周頌》、《魯頌》、《商頌》，共三十一篇、四篇、五篇，主要用於周王朝以及魯國和宋國的祭祀活動。《頌》的意義是「以詩歌稱讚」，用美言形容君主盛德，並昭告神明祖先，多用於祀神和祭祖。

《毛詩序》對於《詩經》的闡釋與其詩論體系為何？

現今《詩經》版本中的《毛詩》附有《小序》和《大序》。

• 《小序》：在每篇詩前簡潔地提要詩的主題、作者和寫作背景。
• 《大序》：位於《周南．關睢》的《小序》開頭，是一段較長的文字，扼要敘述詩歌的起源、作用、內容、體裁和表現手法，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個詩論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。

《詩序》的作者歷來有不同說法，如鄭玄認為《大序》為子夏所作，《小序》為子夏、毛公合作。而《四庫總目提要》則認為《大序》前兩句是毛萇以前經師流傳，其餘為毛萇以後弟子所附加。

《詩大序》歸納出幾個重要的詩論原則：

1. 詩歌的起源： 《大序》闡述詩歌源於人的情感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」當內心情感湧動，言語不足以表達時，便會嗟嘆、永歌，甚至手舞足蹈，說明古代詩歌是詩、歌、舞三者結合的產物。

2. 六義的解釋： 《大序》對「風、雅、頌」三種分類作了詳細闡述：

• 風：指「諷」和「教」，具有「隱微的告知」和「殷勤的誨示」兩層意義，既是上位者開導百姓的詩歌，也是百姓反映心聲、委婉諷刺君主的詩歌。
• 雅：意為「正」，與王政興衰直接相關。詩人將天下四方的風俗和民情寫成詩歌，供君主施政參考。又分為《小雅》（用於宴飲賓客、犒賞群臣）和《大雅》（用於陳述開國君主事蹟、承受天命）。
• 變風變雅：當王道衰微、禮義廢弛、政教失序時，詩歌不再歌頌太平盛世，轉而諷刺時政，此類詩篇稱為變《風》和變《雅》。《大序》指出治世之音安樂，亂世之音怨怒，亡國之音哀思，反映了政治與音樂的關係。
• 頌：意為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者也」，指人民安樂、百業就緒都是王者政治教化的功勞，應告知神明，並以歌舞讚美。

3. 詩歌的社會作用： 《大序》強調詩歌有導正政治偏失、感動天地鬼神、教忠教孝、美化風俗民情等巨大的社會教化作用，與孔子在《論語．陽貨篇》中所說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相互印證。

4. 詩歌的美刺作用： 《大序》突出詩歌「美刺」的重要作用，即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」。百姓可以詩歌委婉地譏刺君主，這種譏刺是含蓄的，不是直接的謾罵，符合「溫柔、敦厚」的詩教要求。鄭玄強調詩歌的作用是「論功頌德」和「刺過譏失」。

《詩經》的文學特色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？

《詩經》作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，其文學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：

1. 現實性的表達： 《詩經》最大的特色是詩歌創作的現實性。許多篇章反映了周王朝統治下各國的風俗民情，包括生活與愛情的心聲（如《豳風．七月》描寫農民生活，《衛風．氓》表現男女情感），以及對黑暗政治的諷刺與批評（如《王風．兔爰》感嘆周室衰微，《齊風．南山》譏刺齊襄公的淫行），高度結合了文學思想和現實藝術。

2. 文字形式的多樣化： 《詩經》的形式以四言為主，但也呈現出豐富多樣的句型變化，從一字句到八字句不等，依實際需要而定，使得詩歌語言活潑自由，不受拘束。例如：

• 一字句：「還，予授子之粲兮。」（《鄭風．緇衣》）
• 二字句：「于嗟乎！騶虞。」（《召南‧騶虞》）
• 三字句：「摽有梅，其實七兮。」（《召南‧摽有梅》）
• 四字句：「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」（《王風‧采葛》）
• 五字句：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」（《衛風‧木瓜》）
• 六字句：「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」（《王風‧揚之水》）
• 七字句：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」（《鄘風‧桑中》）
• 八字句：「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貆兮？」（《魏風‧伐檀》） 這種句型變化為後代四、五、七言詩體奠定了基礎。

3. 成熟的語言風味： 《詩經》的語言藝術成就很高，運用多種方法使語言自然暢快，在寫景、言情、敘事方面均有優美表達。

• 語助詞的完美應用：使用「之、矣、思、只且」等多樣助詞，自然真切地表現說話者心情。
• 優美的藝術手法：描寫上溶情入景，如《豳風‧東山》中「零雨其濛」象徵思鄉之情，委婉含蓄。
• 渾然天成的用韻法：用韻手法達到渾然天成的境界，包括同音疊字（如「采采芣苡」）、疊韻（如「山有扶蘇」）、雙聲（如「蝃蝀在東」），以及句句押韻、隔句用韻、一二四押三不押等方式，使得詩歌語言在整齊中兼具錯落之美，對後代詩人產生深遠影響。

《詩經》中的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各自呈現哪些內容與藝術特點？

《詩經》的詩篇可分為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三大類，各具特色：

1. 風 (國風)：

• 內容：共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，詩歌來源地包括陝西、山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及山東等地。《風》詩題材多樣化，包含愛情與婚姻（如《鄭風．野有蔓草》寫男女邂逅之喜悅），農耕與狩獵（如《豳風．七月》描寫農民四季勞動），以及戰爭與徭役（如《王風．君子于役》和《衛風．伯兮》反映征夫思婦的痛苦）。
• 意義：「教化」和「諷刺」。既是君主對人民的教化，也是百姓對為政者施政缺失的諷刺。宋人朱熹則認為《風》詩多為抒寫男女之情的里巷歌謠，此觀點延續至今。
• 藝術特點：表現手法比較靈敏活潑，音韻自然和諧，情感誠摯活躍，藝術成就極高。

2. 雅 (大雅、小雅)：

• 內容：《小雅》七十四篇，《大雅》三十一篇，主要產生於周朝西都鎬京一帶。《大雅》中有〈生民〉、〈公劉〉、〈綿〉、〈皇矣〉、〈大明〉等，系列敘述周朝祖先源起及開國君主故事，可視為中國史詩代表作。《小雅》則普遍作為君主、公卿大夫之間宴樂之用，如〈南有嘉魚〉和〈湛露〉。
• 意義：「正」，是全國性代表的詩，大多是頌讚或勸戒之作品，被稱為「正聲」。其功用在於規勸王政，反映王政的興衰。
• 藝術特點：相對莊重，多用於正式場合。其中變《雅》詩則反映了王道衰微、政教失序的亂世情景。

3. 頌 (周頌、魯頌、商頌)：

• 內容：《周頌》三十一篇、《魯頌》四篇、《商頌》五篇。主要用於周王朝、魯國和宋國的祭祀活動。《周頌》是西周前期宗廟詩，反映武、成、康、昭四王盛況，如〈清廟〉是祭祀文王之歌。《頌》之詩有祀神（如《周頌‧思文》感謝后稷）和祭祖（如〈天作〉祭祀太王，〈維清〉祭祀文王）兩種。
• 意義：「以詩歌稱讚」之意，主要用美言形容君主盛德，昭告神明祖先，報答其庇佑之恩。清代阮元認為「頌」即「樣子」，指祭祀時歌舞的形式。
• 藝術特點：結合歌、舞、樂三者，具有宗教教化作用。風格莊嚴肅穆，如〈清廟〉表現虔敬的宗教氣氛。

《詩經》在中國文學史上對後世產生了哪些深遠影響？

《詩經》作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，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崇高，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：

1. 反映現實的「風雅精神」： 《詩經》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，特別是《國風》和大小《雅》所表現出的「溫柔敦厚」諷喻方式，形成了後代詩人推崇的「風雅」精神。當後代詩人反對形式主義傾向時，常以「恢重風雅」相號召。

• 兩漢樂府詩：直接繼承了《詩經》的「風雅」精神，其民歌寫實，如班固《漢書．藝文志》所說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」。
• 建安七子：曹魏時期，因「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」，其作品「梗概而多氣」，形成了「漢魏風骨」，被視為「風雅」精神的再現。
• 唐代詩歌：陳子昂在詩歌革新運動中批判齊梁詩作「興寄都絕」，強調《詩經》的現實精神。杜甫「別裁偽體親風雅」表明其詩歌主體精神。白居易在新樂府運動中提出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，進一步發揚了《詩經》的寫實主義。 自此以後，歷代文人莫不奉《詩經》的「風雅」精神為詩歌創作的圭臬。

2. 活潑生動的文字形式及用韻： 《詩經》的文字形式和用韻法為後代詩歌開創了先機：

• 句式多樣化：雖以四言為主，影響了曹操詩作，但其中出現的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字句，為東漢班固、張衡等五言詩，以及唐代五、七言詩的發展提供了先例。
• 用韻方式：《詩經》的句句押韻、隔句用韻，以及一二四押三不押等用韻形式，直接影響了《楚辭》、兩漢魏晉詩作，並促成了唐朝詩歌用韻規格的確定。

總而言之，《詩經》不僅反映了一個時代，更是中國文學的珍品。其對政治、詩歌、韻文，乃至散文的用句及典故都產生了深遠影響，在中國學術史和文學史中佔有無比崇高的地位。